【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正如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不代表拿破仑革命的失败一样，欧尔班虽然败选，但他所掀起的这股“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依然在匈牙利乃至世界蔓延。
一、“模仿政治”及其后果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卡夫卡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的传播寄予厚望，刚刚挣脱“实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中东欧国家，就仿佛是萧伯纳笔下的卖花女，他们急切地希望能够模仿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从而融入全球的“上流社会”。
这种现象被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称为一种“模仿政治”。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努力被冠上了各种名称——美国化、欧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扩大化、一体化、协调化、全球化等等。这些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内在涵义都是一致的，都意味着通过模仿西方来实现现代化。
在转型之初，中东欧人民对未来的情绪是普遍乐观的，人们相信他们将会像其所模仿的西方邻国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自由和繁荣。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集体皈依”之后，中东欧的人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全球“上流社会”，西方曾经许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都没有实现。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引用卡夫卡《变形记》的这句开场白，来形容东欧人民在“转型”20多年后再次睁开眼睛时的惊愕：经济的崩溃和持续低迷，出生率的暴跌，人口的大量外流，政治上的腐败和虚假民主。
对西方体制的机械模仿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快速经济转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原苏东国家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场大衰退整整持续了17年的时间，直到2006年才宣告结束。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和米切尔·奥伦斯坦（Mitchell Orenstein）利用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数据分析指出，原苏东国家的这场经济衰退，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人类在和平时期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衰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匈牙利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型所造成的经济崩溃，中东欧国家的贫困率快速增长。截至1999年，东欧社会中有1.91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5.5美元（世界银行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中，该地区47%的人口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面临着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的困境。直到2014年，东欧社会仍然有8000万人生活在每日不到5.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之下。
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提供给人民的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针对特定穷人的“有针对性”补贴。但是在官僚主义、腐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些补贴并没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层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贫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时，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员、资本寡头和知识精英利用转型的机会迅速暴富。东欧社会从1989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沦落为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从而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经济下滑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秩序走向了崩坏。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所获得的非法财富而努力寻求政府官员的权力庇护，催生了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下，黑社会犯罪组织和私人的武装安保产业也随之泛滥，有组织暴力活动和犯罪率激增，一些东欧国家的谋杀率增长到了苏东剧变之前的两倍甚至三倍（俄罗斯的谋杀率从10.42/10万人，增长到30.3/10万人）。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下，中东欧国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为了世界上人口减少最为迅速的国家，形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在1989年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压力增大等原因，前苏东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罗斯的总死亡率在2004年上升到了16.4‰，比1989年上升了53.27%。直到2016年，仍然有19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死亡率高于1989年水平。
在总死亡率上升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却在大幅下降。从1989年到1992年，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下降了23%、20%和5%，前东德地区甚至下降了47%。
与此同时，由于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减少，东欧的人口（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估计，自1989年以来，已有2000万人离开了东欧地区，占其总人口的5.5%。
从表面上看，中东欧人民虽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但获得了“民主”，可以用选票去选举他们心仪的政党和领导人。但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政党或领导人上台，他们都必须执行西方的意志。克里斯汀·戈德西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可以选举政府，但这些民选政府仍然必须按照西方政府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去做。”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只能决定选举哪些政党和领导人来充当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西方代理人。
二、欧尔班的崛起与“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
“我们不想效仿德国人或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玛丽亚·施密特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彻底摧毁了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国家的声誉。伴随着西方全球主导地位的逐渐失去，其政治经济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和优越性也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对于模仿者来说，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所模仿的样板即将翻船沉没”。这种对“搭错车”的恐惧，成为了一种萦绕在中东欧国家中的集体心理。
与此同时，西方主导下的“模仿政治”要求中东欧各国摆脱其过去的身份和传统文化，而采用一种新的“自由民主身份”，但“这种身份永远不会完全属于他们”。它引发了中东欧人民的羞耻感，激起了他们对文化被抹杀的恐惧。
正是在这种对西方的逆反性集体心理之下，以欧尔班为代表的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崛起，掀起了一场怀疑和否定西方自由主义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
在2014年的图什纳夫（Tusványos）演讲中，欧尔班明确宣告“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主张构建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政治形态：“匈牙利决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决定构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共同体，使其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并独立于西欧的教条与意识形态。我们寻求一种非自由主义、但民主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因为我们坚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即便不奉行自由主义，依然可以是民主国家。”
在欧尔班看来，自由主义国家导致了“社会分裂、文化衰败、经济不平等、国家主权丧失”，因此他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保护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利益”；这个国家是一个“以共同体、民族、家庭、传统价值观为根基”的国家，是一个“能让我们具备竞争力、变得强大、走向成功”的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欧尔班力图摆脱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追求一种“非自由民主”，即在国内恢复“人民主权”，在欧盟收回国家主权。对欧尔班来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对“人民的主权”施加了过度的限制。因此，他力图寻求一种更强大的行政权力，来限制立法机构、法院、媒体的制衡，以实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欧尔班雄心勃勃地宣告：“我们将试图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教条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方法，一个崭新的匈牙利国家，有能力使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竞争中再次成为强劲的对手。”
在经济领域，欧尔班政府推行以国家干预与经济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政府对一些行业重新进行了国有化，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11%上升到2016年16.5%。2010年至2015年间，匈牙利的国有资本增长了两倍半，到欧尔班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国家已控制了约300至400家公司，涉及银行、能源、造船厂、机场、餐馆、广播、垃圾收集、电影制作和电信等多个不同行业。
同时，欧尔班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保护本土企业，强制要求银行50%以上资产由匈牙利本土资本控股，限制资本外流。2025年，匈牙利通过《主权保护法案》，设立300亿欧元的主权基金，以“不接受外部干预”的姿态应对欧盟因法治争议冻结的220亿欧元凝聚基金，凸显了“非自由主义民主”中主权优先的核心诉求。
在文化上，欧尔班力图摆脱对西方文化的模仿，而实现匈牙利民族文化的复兴。匈牙利历史学家、欧尔班的首席智囊玛丽亚·施密特（Maria Schmidt）宣称：“我们不想效仿德国人或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欧尔班将基督教文化与匈牙利民族身份深度绑定，持续强化集体层面的民族历史叙事与传统价值教化，重塑国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感。一方面大力弘扬匈牙利民族奋斗史、基督教文明传承脉络与中东欧地缘文明特质；另一方面以保守主义价值整合社会共识，将传统文化、宗教伦理、民族本位紧密结合，形成区别于西欧世俗化、个体化、多元化的价值体系。
在移民政策上，欧尔班坚决反对移民的涌入及其对匈牙利民族文化的侵蚀。早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欧尔班就率先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边境修建长达175公里的铁丝网墙，部署军警严防难民入境，坚决抵制欧盟的移民配额政策，甚至通过立法将帮助非法移民定为犯罪行为。
欧尔班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明确阐释其强硬移民政策的核心诉求，直言“移民潮是对匈牙利民族文化与基督教传统的致命威胁”，宣称自己的执政使命就是“保护匈牙利人的家园、文化与生活方式”，坚决拒绝让匈牙利成为“多元文化的试验场”。在他的叙事中，来自不同文明、不同宗教背景的难民涌入，不仅会冲击匈牙利的民族构成，稀释本土文化认同，更会破坏基督教主导的社会伦理与家庭结构，最终导致匈牙利“丧失自身的民族特性”。
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民主”不仅体现在国内治理中，更延伸至外交领域。在对俄关系上，匈牙利始终保持与俄罗斯的能源与经济合作，公开反对欧盟对俄实施强硬制裁，成为欧盟内部对俄态度最温和的国家之一；在对华关系上，匈牙利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中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双边务实经贸合作，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与欧盟的关系中，欧尔班政府始终坚持“主权高于一体化”的原则，抵制欧盟的难民配额政策、司法改革要求等价值观输出，多次否决欧盟决议，被视为欧盟内部“最顽固的钉子户”。
当地时间4月12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发表讲话。
三、特朗普的“欧洲导师”
“27年前，我们觉得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今天，我觉得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欧尔班
在2014年的那场著名演讲中，欧尔班宣称：“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属于一场更宏大的运动：一场拒绝西欧自由主义教条、寻求新模式、新路径、新竞争与成功之道的运动。”他野心勃勃地向世界宣告：“匈牙利能成为这个新世界、这场新运动的领导者。”
欧尔班所领导的这场“非自由主义民主”革命，不仅重塑了匈牙利政治，也对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罗马尼亚团结联盟党、保加利亚复兴党等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这场革命已经超越了中东欧的范围，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回响，成为“全球右翼民粹浪潮的早期模板与先驱”。
欧尔班并不仅仅是要拒绝三十多年前的“模仿政治”，而是还要反过来，把自身看作是西方所要模仿的对象。在欧尔班等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者看来，西欧社会向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大量开放，对原有的欧洲文化和身份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使得西欧沦为“大非洲和大中东的边缘地带”。因此，欧尔班反复强调，他们才是真正的欧洲人，如果西欧想拯救自己，就必须模仿东欧。欧尔班在一次演讲中所说：“27年前，我们觉得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今天，我觉得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2024年7月11日，欧尔班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合影。 欧尔班社交媒体
正如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所指出的：“1989年后模仿游戏的参与者正在互换角色。”特朗普的横空出世，让这位“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导师拥有了一位美国信徒。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并不像其他西方领导人那样，对匈牙利等国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持批判态度。相反，他试图按照“非自由主义民主”的路线重新设计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美国成为匈牙利等“非自由主义政权的镜像”。一些西方媒体因此明确将欧尔班称为“特朗普在欧洲的政治导师”（political mentor），认为“欧尔班的崛起及其权力运用，长期以来一直是特朗普的效仿对象”。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大修边境墙、媒体干涉和司法控制，还是对民族认同和传统价值观的强调，都能在欧尔班身上找到影子。尤其在第二次执政之后，特朗普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与欧尔班政府“非自由主义民主”改革相似的变革，试图扩张行政权力，限制立法和司法权力，将行政命令凌驾于国会立法之上。他通过这样一场“逆向政权更迭”，打破了诸多非正式的政治规范，逐步沿着非自由主义路线重塑美国政治。
因此，特朗普将欧尔班视为其在欧洲的“知己”，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欧尔班，称其为“欧洲最聪明、最强硬的领导人之一”。在此次匈牙利大选前夕，特朗普多次公开为其连任站台。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盛赞欧尔班“是一位真正强大而有力的领导人，他像我热爱美国一样，不知疲倦地为他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战”。
特朗普还派遣副总统万斯亲赴布达佩斯，在欧尔班的竞选集会上现场连线特朗普，特朗普在连线中喊话：“欧尔班成功阻止了移民入侵，是匈牙利的英雄，你们应该继续支持他，他会带领匈牙利走向更好的未来。”即便在欧尔班在大选中惨败后，特朗普依然没有收回对欧尔班的肯定。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欧尔班是个好人，他做得很好”。
4月12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蒂萨党领导人毛焦尔·彼得（中）在胜选晚会上讲话。新华社发（鲍洛格·达维德摄）
四、结语
在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一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用从停尸房偷来的尸体拼凑出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当这个怪物终于获得生命睁开眼睛时，弗兰肯斯坦被他的狰狞面目吓得弃他而逃。
这就是西方最初面对欧尔班及其“非自由主义民主”革命时的景象：他们亲手将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移植”到中东欧，却在这一模式发生“变异”、诞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与抗拒。西方既无法否认其民主程序的形式合法性，又极度排斥其价值取向与治理逻辑，因而在错愕、恐慌与本能式的排斥中束手无策。
如今，曾令西方恐慌的自由主义异类终于倒下了。此次匈牙利国会选举，以欧尔班的败选与蒂萨党的压倒性胜利，为一段持续16年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实践画上了阶段性句号。
当这位连任四届的政治强人坦然承认“令人痛苦但结果明确”的败选时，匈牙利的政治航向迎来转折。但他所掀起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却并不会随其政治生涯的落幕而消散。在匈牙利、中东欧、美国乃至全球，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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